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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瑞女博士回国战SARS 北京娱乐信报 陈鲁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院胸科中心生物医学实验室主任，中国空军总医院呼吸科客座教授，数年来一直在瑞典从事急性呼吸道窘迫综合症的治疗和研究。 一周前，她告别了丈夫和两个女儿，带着价值２００余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及药剂，回到了祖国。她记得非常清楚，那是５月１０日１０时３０分，一架银色的波音飞机，一共只有十多名乘客…… 整栋楼里，除了几个装修工人，就是陈鲁妮和研究人员，还有她越过重洋带来的“宝贝” 这是空军总医院刚刚改建完成的一栋住院大楼，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简陋的“研究室”里，四张桌子拼成一张工作台，空军总医院副院长高和、呼吸科主任张波以及朝阳医院院长王辰的两位研究生正在忙个不停。工作台旁摆着一台无创呼吸机和另一台插着许多管子，看上去挺像立式饮水机的古怪仪器。陈鲁妮说，这就是那“宝贝”——一氧化氮治疗仪。一氧化氮治疗仪最大的特点在于，能把一种一氧化氮的气体药剂通过呼吸机传输给呼吸衰竭患者，展开治疗。其治疗原理是一氧化氮能改善病人缺氧的状态，能减轻病人的肺部炎症反应和渗出。 陈鲁妮向记者介绍，一氧化氮治疗仪由芬兰科学家研制，一氧化氮气体药剂则由瑞典科学家研制，都是专利产品，目前我国还没有引进。这次她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两台一氧化氮治疗仪和４０瓶一氧化氮气体药剂送到ＳＡＲＳ临床一线。她说：“一瓶药剂可以连续使用３０个小时以上，４０瓶应该能救助不少病人。” “我们在欧洲进行的许多实验已经证明，一氧化氮对于各种呼吸衰竭的病人都有治疗作用。所以如果临床治疗重症ＳＡＲＳ病人，应该是很有希望的。但目前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保证仪器之间的连接万无一失，并且需要制定一个安全的操作方案。”说着，陈鲁妮把他们制作的一些方案文稿拿来让记者看。 空军总医院副院长高和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研究已经得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认可，并且正式成立了名叫“吸入一氧化氮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多中心研究”的课题组，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以及协和医院教授朱元珏也参加到研究队伍中。他说，按照计划，到下周仪器就会在一些非典定点医院投入临床使用。 陈鲁妮个头高挑儿，但说话细声细气，笑起来很腼腆。除了跟记者说了很多关于研究本身的话题之外，只是一再强调：“别光写我！”她挨个向记者介绍和她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每个人对课题的贡献都可大了！” 陈鲁妮回国后，得到了空军总医院上上下下的支持。不仅副院长高和与呼吸科主任张波和她一起工作，医院的院长、政委也非常关心她的工作和生活起居。前几日，医院在专门举办的一个欢迎仪式上，还给她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这些话，她对记者说了好几遍。 “研究室”里除了冰冷的设备和药剂之外，还有不少零食和饮料，发现记者留意到这些，陈鲁妮捋了捋头发，羞涩地笑了。 和她一起工作的空军总医院呼吸科主任张波说，尽管鲁妮像小女孩一样爱吃零食，但她工作起来的吃苦耐劳和钻研精神，常常让他们这些当兵的七尺男儿汗颜。张波说，这位“洋博士”回国以来，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忙着摆弄仪器、修改文稿，经常一忙就是深夜，但从没听她叫过一声苦。 空军总医院副院长高和２００１年在一次会诊活动中认识了陈鲁妮，对陈鲁妮和她的导师关于呼吸衰竭的治疗经验有相当大的兴趣。会诊结束后，他就把陈鲁妮师徒二人聘为空军总医院呼吸科客座教授。此后，陈鲁妮不仅每年都要回空军总医院来讲课，而且还牵线搭桥，帮助医院的许多学生去瑞典交流学习。高副院长对陈鲁妮评价很高。他说，陈鲁妮是目前他知道的第一个带着仪器回国参与ＳＡＲＳ奋战的海外医学家。而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让人钦佩不已的壮举。 对陈鲁妮而言，所谓“壮举”，其实只是源自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 陈鲁妮原籍辽宁，６岁时由于父母工作调动，举家迁居内蒙古，从那时起她便把宽阔的草原当成了自己的家乡。长大后又顺利地考入医科大学，主修儿科，毕业后主要致力于儿童重症监护的研究工作。１９９４年，她得到一次可以到瑞典进修的机会，通过初步进修后，返回国内继续工作。１９９５年，她再次前往瑞典，进行临床研究工作，并继续进修。此后，她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乌普萨拉大学医院胸科中心致力于呼吸道疾病的临床研究。 在瑞典的时候，她每天都会上网浏览。４月２０日左右，她在网上了解到中国正在暴发非典疫情。但是从当时网上公布的情况来看，疫情还不是很严重，作为中国空军总医院的客座教授的她，从此便经常与国内联系，进一步了解非典疫情。 一天，她正在给学生上课时，突然想到，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对目前国内暴发的非典疫情应该有所帮助，她研究中使用的设备和药剂对呼吸衰竭的治疗效果也相当显著。陈鲁妮随即给空军总院高和副院长打电话商讨，并在高副院长的推荐下，与对ＳＡＲＳ病毒已颇有研究的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以及协和医院教授朱元珏取得联系，获得了两位专家的支持。 想法简单，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设备和药剂都十分昂贵，谁有能力购进？从此，白天做了一整天研究工作的陈鲁妮，还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国际长途，与国内联系。如此约一个星期后，喜讯传来，她的导师、瑞典知名医学专家约兰，帮她联系了几家公司，他们都被这个中国女人的执着所感动，最终共赞助了总价值２００多万元的两台设备和部分药剂。 设备操作、药剂用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达到疗效，还可能发生危险。陈鲁妮的导师表示，他愿意到北京进行指导，但是为减小染病风险，考虑再三之后，陈鲁妮最终决定自己来，原因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我是个医生。” 消息传出，有些同事劝她，回国太危险，要多为孩子着想；有些同事在深夜还打电话给她劝说；有些同事为了挽留她甚至流下眼泪……所有人中，她的丈夫出乎意料地冷静，对她的行动表示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正是在这份支持下，她暂停了当前的研究工作，放弃了一年一度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最高学术会议，甚至没来得及跟同事好好解释，只是积极打点行装，力求在第一时间回到祖国。 药剂是从法国临时调集的，仪器则是从芬兰紧急调运的，总重量达数百公斤的“行李”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了多方帮助。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瑞典办事处开出绿灯，同意免费托运。但是，由于手续问题，还是耽搁了两周才抵达北京。 谈到一路上的坎坷，陈鲁妮只是很简单地说：一切都是值得的。而所有回忆中最能够让她轻松起来的，则是两个女儿 陈鲁妮和在爱立信公司工作的丈夫在瑞典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上层，拥有一座宽敞的大房子和一个８００平方米的私人花园，家里最大的“财富”还要说是他们的两个宝贝女儿。大女儿１４岁，青春活泼，小女儿只有５岁，调皮可爱。“我们的小女儿特别好动，整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谈到这些，陈鲁妮疲惫的声音中多了几丝轻松。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她还不能确定何时回到家中，与两个孩子相聚。 在研究过程中，陈鲁妮是所有研究人员中惟一一个一直戴着口罩的，并劝告记者也应该记得戴口罩。 后来，陈鲁妮悄悄告诉记者，她每天工作时都戴口罩和隔离帽，吃饭时也经常躲开人群，一个人吃。她说，作为一个母亲，最害怕把任何可能的危险带给孩子。 然而，当记者问她会不会上“一线”临床治疗时，陈鲁妮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病人有情况，她就会到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