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朝阳医院感染调查

财经

　　出租车司机王某引发了北京早期的第三条传播链，与此相伴随的是北京朝阳区两家重要医院——朝阳医院与武警医院与SARS搏命的过程。

　　(一)

　　3月25日晚上，出租汽车司机王某到位于三里屯附近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尽管这是一家军队背景的医院，但它并不拒绝地方病人，也是指定医保医院之一。王某先到急诊室就诊，当时他的主要症状是发烧、咳嗽、肺部有阴影、血象不高。接诊他的医生童磊尽管此前并没有直接接触过SARS病人，但觉得该病人的症状高度可疑，当天就收入单间病房。第二天，王某肺部阴影开始扩大，医院告诉病人他有可能患上了非典型肺炎，建议他去呼吸科实力较强的朝阳医院，或者传染病医院诊治。

　　那是北京遭遇SARS的早期时光。虽然事先有所知晓，但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对SARS的防备仍嫌不足，而王某的传染性却又相当强。王某走后不久，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一批医护人员病倒，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京抗击SARS中第一名烈士的李晓红。

　　3月27日，王某求诊于朝阳医院。这是这家医院刚刚建起发烧门诊的次日。王某高烧、寒战、呼吸艰难，被视为高度疑似“非典”，安排在发烧门诊的隔离室，次日转入佑安医院。

　　事实表明，当时朝阳医院的隔离工作仍不够完善。王某一夜留观之后，值班医生护士先后发病。在隔离室的二楼病理科，也有六名医务人员染上SARS。

　　按照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的观点，SARS病毒在同一地区的传染性一代一代减弱，而一旦病毒传到另一地方，传染性就会骤然增强。继山西于某和东直门医院李某之后，王某是北京遭遇SARS早期的第三根传染主线。

　　40多岁的王某于5月初病故。其父母后来也被发现受到感染，并先后去世。目前尚不知晓这位出租汽车司机如何染上了SARS。重要的是，与其他两条传染链的源头于某和李某不同，他没有去过疫区的接触史，发病前一直在北京干本行。于是，他的出现表明，北京官方早期坚称只有“输入型病例”并不是事实。

　　或许正因为此，由王某引发的北京早期第三条传播链较之前两条更少为人知。在很长时间以后，真相才露出水面。与此相伴随的是北京市朝阳区两家重要医院——朝阳医院与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与SARS搏命的过程。

　　(二)

　　和属于三级乙等医院的三里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相比，隶属于北京市卫生局的朝阳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其呼吸科更是实力雄厚，享誉京城。早在王姓患者出现以前，朝阳医院一些专家就接触了SARS患者。

　　那是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3月13日，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曾请朝阳医院呼吸科几位大夫到佑安、地坛等传染病医院会诊“非典”病人，提供技术指导，但明确要求保密，只许干不许说，甚至不允许在电话中提起。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

　　“两会”后的3月24日，北京市卫生局曾召集全市各大医院院长参加紧急会议，议题即是如何应对“非典”。据知情人士透露，关于当时的疫情，会议向这些院长传达的主要精神是“内紧外松”。

　　朝阳医院呼吸科副主任童朝辉是北京市最早接触SARS病人的医生之一。以前他看过一些广东“非典”的有关资料，直到正面接触病例才觉得“这个病与传统意义上的非典型肺炎不同”。他在佑安医院会诊时，医院里已经收了11个病人，包括从山西来的于某及其家人和东直门医院陆续受到感染的医护人员。

　　王浩彦是朝阳医院呼吸科另一位副主任。他会诊之旅的第一站是地坛医院，病人包括外经贸部一位从泰国返京的副司长和一位加拿大人。从事呼吸重症救治多年的王浩彦初次接触，就觉得这个病很凶险——有些病人发病不久就需要抢救。

　　童朝辉抢救的病人中就有自己的同事和战友，有的病人还是无创通气的专家。但是，对于呼吸疾病如此了解，也没有减轻他们的恐惧与绝望。童大夫经常会在凌晨被生病的同事叫醒，后者紧握住童大夫的手艰难地说道：“童大夫，我受不了了，喘不上来气，我很害怕。”

　　3月的北京看似平静，但几家收治SARS病人的医院已经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至3月底，佑安医院就已经有三个“非典”病区，每个病区各有30多位病人或疑似患者，加起来上百人。地坛医院也有30多位病人，胸科医院的病人数至少也在四五十人左右。

　　4月2日，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公布北京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关数字时称，“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这显然不是事实。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北京最早统计确诊病例时，屈指可数的12例仅包括了山西来的于某一家三口、感染东直门医院的李某等，而王某本人根本未计算在内。

　　(三)

　　4月16日凌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任医师李晓红在解放军302医院辞世，成为第一个倒在救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她的死亡，比后来得到胡锦涛总书记题词的广东殉职医生邓练贤还要早六天。

　　3月25日，王某被收治到内科独立病房时，内科值班的几位大夫都诊治过这位病人，其中就包括内二科主治医师李晓红。五天后，她开始发烧，体温升至38度。当时科里已经有同事发烧。不过李晓红做了检查，发现血象较高，肺里也没有阴影，症状看似不像SARS。她只做了一些应急处理，输了液。体温下来了，但随后又升了上去。至4月2日，医生为她再拍X光检查，肺部已出现阴影。至此，总共20多名医生的内二科先后已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

　　目前尚无法知晓，王某离开后疫情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扩散的详细情形。据称，这家医院在4月1日已全面隔离，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出，被封在院内的包括其他病患和医护人员。一切如此措手不及，许多医护人员都来不及取用生活必需品，院内也无床可睡，只好打地铺，或是睡在沙发上。

　　4月6日，李晓红及其它四位医护人员转入302医院继续治疗，后又有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几十名医护人员相继转入。此外，据悉，该院一些地方病人被转入地坛医院等SARS定点医院。

　　至4月下旬，武警北京总队医院被解除隔离，开始接收军队病人，但不接收地方病人。由于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地处三里屯使馆区，比邻三里屯小学，地理位置重要而敏感，被要求不再接收SARS病人。

　　记者获知，当时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疫情每天都通过上级单位上报国家卫生部。

　　(四)

　　4月10日左右，朝阳医院发烧病房开始收治疑似和观察病人，病房是将刚刚装修完的单间病房改造而成，有十几张病床。后来又把在平房的透析室改为SARS病房，扩充至现在的20多个，但仍远远无法满足增长的病人需求。

　　据有关医务人员回忆，那时，每天有三四十例发烧的病人前来就诊，确诊的病人有1/3，还有1/3疑似病人。有些病人在楼道里输液，有的索性就在自己的汽车里输液，输完液就开车回家。医院非常着急，因为这样就意味着病原可能向社会扩散，从而导致更大的灾难。

　　所幸4月中旬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朝阳医院与小庄医院、垂杨柳医院及朝阳妇幼保健医院开始联手。这三家医院分别专收医学观察病人、SARS疑似病人和确诊的SARS病人。由朝阳医院的医生到这三家医院为病人诊治。朝阳医院发烧门诊也由原来的小楼迁至一处独立的平房，医院也派出精兵强将担当主检医师。

　　记者对童朝辉大夫的采访就在朝阳妇幼保健医院的清洁区内完成，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回家了。他对记者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记者看到，该院清洁区、半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划分清楚，干静整洁。在第一波感染高潮过去之后，朝阳医院再没有出现过医护人员被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医院所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例死亡。最重的病人是51岁的医务处处长毕维杰，她在为王某办理转院的过程中被病毒感染不久后，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

　　4月5日是童朝辉大夫的生日，晚上10点多，他刚刚结束在佑安医院的抢救，还没有吃晚饭，不料又接到电话说正在地坛医院的毕主任情况危急。他马上赶到地坛医院，为毕主任进行插管手术，直至次日清晨。此后，朝阳医院从呼吸科和ICU抽出得力的医生护士轮流监护她，两周之后，毕主任脱离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家里休养。她是北京市到目前为止惟一一个气管被切却能够生还的“非典”病人。

　　(五)

　　从5月25日起，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医生李晓红的丈夫刘会昭开始接受来自解放军报等单位的十几位部队记者全天候的采访。刘会昭需要从李晓红的成长经历、学习、工作、生活，以及自己与她相知相恋的方方面面，回忆她生前闪光的点点滴滴。对于刘会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心灵流血、痛苦之极的过程。

　　“晓红生前是父母的好女儿，同事们的好姐妹，我的好妻子，在危险面前，她总是抢在前面。晓红虽然走了，但是我非常希望她的这种精神能够鼓起大家的勇气，战胜‘非典’，虽然每一次讲述对于我来说都好像是在揭还没有长好的伤口。”刘哽咽着告诉记者。

　　李晓红已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和总政治部追授她“白求恩奖章”；武警北京总队党委批准她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武警部队党委已做出决定，在全部队广泛开展向李晓红同志学习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