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７日电（尹健 李煦）２７日早上６点３０分左右，北京西站的北一出口处站着一群刚下火车的人，从他们周围那些有特色的行李判断，他们应该是来北京打工的人。

　　记者上前用四川话试探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吗？”“对头，对头。”几个人争相回答，随即又疑惑地问记者“干啥子？”记者说：“我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四川人，老乡，想了解一下你们来北京打工的经历。”“我们的经历有啥子好了解的嘛？”一个３０岁左右的男子回答。

　　记者上前与他攀谈起来。“你是四川哪里的？”“广元。”“我来北京坐火车就要经过广元的。”见记者没有别的意思，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

　　记者了解到，３０岁左右的男子叫母春国，家有父母、妻子，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正上小学一年级。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母春国一直在外面打工，先后去过苏州、郑州、上海、西安。去上海时间最短，只有９天，因为他身份证丢了，带去的是户口簿，人家不承认。在郑州呆了３年，被老板拖欠了至少５０００元的工资。这次是第一次来北京。

　　谈起旅途上的经历，母春国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两个买的加车车票，９８元的花了１５０元，因为窗口说没有到北京的票了，只好向票贩子买，这个票是没有固定时间的，这趟车走不了，走下一趟（加车）。我们一直站了３８个小时才熬到北京，三天都没洗脸。” 母春国这次来北京具体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村里有个人先来这边联系，说有活干，还不错。他们是第一次来北京，不知道西站有这么多出口，只好在这里等老乡来接，可等了近三个小时也不见人影。母春国来回走动，嘴里不停地念叨：“说好来接的，怎么还不来呢？”

　　９点２０分，接站的人终于出现了。母春国给记者介绍，“这是陈礼辉。”几个人急着去找公交车。陈礼辉说：“８２１路和５２路都可以到。”母春国先看见了８２１，说就坐这个车吧。陈礼辉回道：“那是空调车，上车就要两块，从这里坐过去至少得要４块，说不定６块呢，我没坐过。”几个人都不说话了，最后上了５２路。

　　１０点３０分，几个人到了平乐园，又换乘７４３路到紫南家园。那是一个很大的工地。进去后，拐了几个弯，上到一个二层简易房，里面摆了９张单人铁床，其中４张已经铺了铺盖。陈礼辉指着剩下的几张床说：“你们随便挑吧。”屋里没有别的家具，两盏白炽灯吊在顶棚上。过了一会，陈礼辉拎过一桶水来，母春国赶紧把毛巾拿出来洗脸，许久不沾水的手很快就红了，那盆冷水也变得浑浊起来。记者感到屋里冷，问有没有暖气。陈礼辉指着两根穿屋而过的大铁管说：“有啊，那就是。”记者上前用手摸了摸，温温的。

　　１２点左右，母春国问陈礼辉去哪里吃饭。陈说里面的食堂现在还没开，听说是明天开，我这几天在外面馆子吃的。母春国笑他，“你还过得潇洒也。”陈说，“走嘛，我们去外面吃。”几个人来到工地外面的小面馆，要了三块钱一碗的刀削面。吃完面，母春国说要去买被子。几个人转了附近的几家小店。母春国不是说太贵就是说被子质量不好，最后没有买，说晚上出来看。

　　回到他们住的地方，路上一个人对陈礼辉说食堂开门了，赶快去。陈礼辉飞也似的去小卖部买了一个碗，跑进了食堂，端出一碗白菜汤，两个大馒头。抱怨道：“不是说明天开门的嘛，怎么今天就开了呢，早知道就不出去吃了。”他告诉母春国：“食堂开门后，每个人每天扣５块钱，不吃也要扣，还是在食堂吃好。便宜又管饱。”

　　记者问陈礼辉，“你们这里可靠不？要是老板不给钱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每个月发当月挣的工钱的一半，剩下的年底结清。去年的人都结清了，只有一个人有一万多没得到，听说是带头罢工。老板肯定是不会给的了。再说，我们签了合同的。”记者要看合同。陈警觉地说：“老板不让给别人看的，我的合同锁在别人的箱子里了。”

　　从明天开始，母春国就要开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涯了，但究竟能挣多少钱，从事什么工种，都还是个未知数。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母春国顾不上想那么多。他说：“只要到时候能拿到钱不白跑一趟，就知足了。”（完）